●对健康和环境可能有隐患的转基因水稻，还处于研究和试验阶段，就已在湖北部分地区大量种植，稻米已进入武汉市场，并可能出售到湖北以外。

　　在武汉几个大的批发市场，如徐东粮油市场和武南粮油市场，都发现有转基因大米向不知情的消费者出售。而在武汉市临近的江夏区和孝感市，农民已大量种植转基因水稻，尽管这些农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转基因”水稻，也不知道这样做违法。

　　武汉市的转基因稻米来自于像“仙湖”这样处于转基因非法种植区的米厂。仙湖米厂在武汉以北约80公里的孝感云梦市下辛店镇，4月6日，本报记者赶到此处时，几位农民正弓着腰，将米袋从米厂扛出来，装到一辆武汉牌照的卡车上，继而源源不断进入武汉市场。

　　厂长周顺清告诉记者，在下辛店镇，农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转基因水稻。而这样的米厂，在这个镇上有十几家。

　　他说：“你来晚了，我今天上午刚把那些转基因大米卖出去。”但他说还有部分稻谷。他走入仓库，那里堆着大约几百袋稻谷，他从一个麻袋中掏了一把送给记者。

　　他的稻谷收购于附近村庄的农民。正在帮他扛米的龙洋湖村农民周礼平，就把自家产的转基因稻米卖给仙湖米厂。周礼平60岁，家里种了5亩转基因水稻，一年两季共收大约4500公斤。除了留下约1000公斤，其余的全卖了出去。

　　而在场的另一位农民说，他种了15亩转基因水稻，光他一家，一年就出产转基因稻米13500公斤。当地农民除了自留，其余的稻米或卖给私人米厂，或卖给粮所。

　　当地农民大量种植转基因水稻，跟这种水稻的抗虫表现有关。周礼平说，一般的水稻要打十来次药，但这种水稻只打两次药，省了不少工夫。另外，产量也有提高，一亩地要提高产量约100公斤。

　　这里的转基因水稻种子名为“抗虫汕优63”，都来自农技站，周礼平说：“他们到处贴广告，还在孝感电视台做宣传。卖给我们的时候，他们就说这是转基因水稻。”

　　记者来到下辛店镇农技站。在店里，还赫然摆着名为“水稻杂产种汕优63”的稻种，上面没有“转基因”字样，也没有标明能抗虫，但在外包装显眼的位置，画了一条小虫子。这是湖北出现的转基因稻种的隐晦标志，明眼人一看便知。

　　这里的工作人员王云志告诉记者，下辛店镇转基因水稻已种了好几年了，他们去年卖了约5000包，每包1公斤，一亩水稻需用种子半公斤多，现在下辛店镇种植了转基因水稻约8000亩。

　　记者从下辛店镇农技站买了一包稻种，当天晚上，记者用快速检测法对这包种子，以及仙湖米厂的稻谷和周礼平家的大米进行了检测。这种农作物转基因快速检测法名为QuickStix，在美国，这种方法用来区分转基因谷物和非转基因谷物，其检测结果可靠有效，获得美国农业部的认可。

　　用小型粉碎机将稻米磨成末，加入专用试剂，检测结果表明，从3处地方买到的稻种、稻谷和大米，都是转基因品种。

　　然而，记者发现的转基因稻米，并不限于下辛店镇。在云梦市幸福大楼一个粮油店里随手买到的大米，也被检测为转基因品种。而前一天在武汉江夏区五里界镇大屋陈村中屋田米厂买到的米，同样是转基因品种。

　　就在记者发现转基因稻米的第二天，传来一个更加令人惊讶的消息。在此之前的两个月，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曾在武汉市及周边地区采集了25个稻种、稻谷和大米样本，送到德国的转基因产品检验实验室“基因时代”(GeneScan)检验。4月7日，实验室的结果传来，在25个样品中，有19个在DNA检测中呈阳性，显示它们为转基因稻米。

　　“基因时代”是全球最大的转基因产品检验机构，这次检测中，除了种子和稻谷，有10个转基因大米样本分别购于武汉市付家坡市场、武南粮油市场、徐东粮油市场、云梦市下辛店镇米厂和江夏区五里界镇毛家畈村农民家中。

　　可见，在武汉市，转基因大米已进入大米加工厂、批发市场和零售等各个环节，并且有迹象已流入到其他省市。

　　被检测出有转基因品种的“国诚”米厂的老板说，因为转基因稻米米质和口感较差，他们将其掺入其他大米中，除了供应武汉的粮油批发市场，也有部分运到广东和福建。

　　据华中农业大学种子直销中心售货员说，今年售出转基因稻种约两万公斤，而松滋市王家桥镇农技站一位负责人说，去年他们为松滋兴农公司制抗虫稻种5000多公斤。绿色和平组织认为，这样数量的种子，约可种植20000至25000亩，可产转基因大米1万吨以上。

　　《中国稻米》杂志介绍，现在湖北省年产稻米1500万吨，商品稻米总量800万吨，常年外销稻谷500万吨。因此发现的转基因水稻生产量占湖北稻米产量比例并不高。但绿色和平组织分析说，实际非法种植和污染情况可能远比这些调查结果严重。

　　据了解，转基因稻米的商业化种植还没有通过国家批准，对于转基因稻米对和环境是否有害，尚处于激烈争论之中。

　　通过转基因技术，科学家可以将某个基因从一种生物中移植到另一生物，使受体生物出现一些特殊的性状，如将土壤微生物的毒蛋白基因移植到水稻身上，使水稻可以抗虫，就成为转基因水稻。反对者认为，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检测都是短期的，如3个月内，用转基因稻米和天然稻米分别喂养老鼠并比较结果，而人类却是年复一年地以稻米为主食，“吃了1个月可能没有问题，但谁知道吃了10年、50年、100年有没有问题？”这是反对者常用的一个质疑。

　　而支持者有自己的说法。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育种及分子生物学家、湖北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张启发，是抗虫转基因水稻的研究者，也是申请将自己研制的产品进行商业化种植的科学家之一。他认为转基因农作物是安全的。他说，至今无法证明转基因食品不安全，“转基因农作物在全球大面积种植已有9年之久，食用转基因食品的人群超过十多亿之众，至今还没有关于转基因食品不安全的任何证据。”

　　他强调了转基因作物的“巨大潜在价值”：少投入，即少施化肥，少打农药，少用水，少用土地和少用劳动力；多产出，即高产、优质、农产品的多用途和食品的多样化；保护环境，包括减少食品污染，有利于人类健康。他还举了抗虫水稻试种的例子加以说明：在湖北试种时，抗虫水稻的应用使得每亩地至少少投入80到95元；大大减少了农药中毒、中暑的危险；为老弱病残户的收成提供了保障。

　　本报2004年12月9日曾报道，中国目前正在考虑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如果通过，中国将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中国人将在世界上第一次将转基因大米作为主粮。

　　但出于对安全和环境安全的考虑，中国农业部对此极为慎重，尽管研究已有多年，国家仍未批准。农业部转基因办至今没有对任何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明书，因此，湖北市场上的转基因水稻，属于非法品种。

　　种子法第35条规定：“销售转基因植物品种种子的，必须用明显的文字标注，并应当提示使用时的安全控制措施。”显然，湖北省的各种子经销商没有做到这一点，农民不知情，消费者更不知情。

　　尽管农民并不知道转基因水稻到底是什么，在食用上，却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云梦市下辛店镇农民周礼平自己吃转基因稻米，他从没听说吃这种米会有风险。

　　稻米全卖了，只留下百十来斤喂鸡。五里界镇唐涂村一位农民说：“这种米连虫子都不吃，我们人吃了不是更有害？”

　　尽管态度不同，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农民都很坦然，不觉得种这种米违法。相反，在记者采访中，经销转基因稻种的商户，都对此刻意遮掩。

　　在武汉中山路种子一条街的“华丰种业”，一听记者提到“转基因”稻种，老板回答说“不知道”，在记者的追问下，他说：“早卖完了，现在没货。”

　　在武汉以北的孝感市孝南区种子公司，一位姓郑的女士说：“没有听说过，我们没有卖。转基因的，里面的东西吃了对不好。”

　　更有戏剧性的是，在云梦市下辛店镇农技站，明明眼前摆着转基因稻种，工作人员王云志却说没有了。记者所指出的那袋转基因稻种，他说是普通稻种，只有16元一公斤。而以前卖的转基因稻种，“32元一公斤”。记者掏钱买下一袋，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卖给记者。当天晚上检测得知，这就是那种转基因稻种。这位经销商宁愿损失16块钱，吃个哑巴亏，也不愿承认在卖转基因稻种。

　　记者发现，种子公司和农技站普遍知道“抗虫汕优63”是转基因品种，还没有经过审批，而且了解到这是违法行为，因此，他们采用了种种方法以逃避法律责任。

　　这样的稻种在包装上都没有标明为转基因品种，大多只是在包装上画了一条虫子。来自“惠华三农”的种子样本甚至采用假品种名称和借用一家已经被注销营业资格的种子公司名字。

　　“基因时代”的检测表明，在武汉附近发现的转基因稻米中含有Bt抗虫蛋白。在武汉的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等人所研究的转基因水稻正是“转Bt基因抗虫稻”，而且在武汉周边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田间试验。从上述的背景来看，被种植的“抗虫汕优63”有可能就是张启发等研究的转Bt基因抗虫稻。

　　当然，并不排除有其他的转基因品种。张启发院士的秘书刘女士对本报记者说：“中国还有别人在研究转基因稻米。”

　　几乎所有的种子经销商，都说出转基因稻种的来源：湖北松滋兴农种子有限责任公司和华中农业大学种苗种子直销中心。

　　华中农业大学种苗种子直销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说，他们是自己制种，自己售卖。而“松滋兴农”，据多位种子经销商说，也与华中农大有关。

　　4月9日，在武汉中山路种子一条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种子经销商告诉记者，他一直去“松滋兴农”进货，而这个公司与华中农大的张启发教授有关。有个科尼公司专门搞转基因，张启发在科尼公司任首席执行官，科尼委托松滋兴农制种。

　　张启发院士的秘书告诉记者，以前的确由科尼来帮着完成转基因试验，但科尼公司去年年底解体，张启发已不再担任其职务。

　　在云梦市下辛店镇农技站，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以前所卖的转基因稻种，是张启发教授搞的。几年前，张启发教授送给他们县里1800斤稻种，他们除了用一部分进行田间试验，很大一部分无偿分发给农民。其后，他们便一直经销转基因稻种，该镇的大面积商业种植转基因水稻，即始于此。

　　记者电话采访张启发院士的秘书刘女士，问其转基因水稻的制种委托单位，刘女士称什么也不知道，但她很坚决地说：“我们这里很规范，国家还没批准，我们的稻种不会流出去。”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认为，种子流出，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科学家有意违法将种子提前流入市场，在国家批准前造成既成事实；二是被委托制种单位为了赢利违法销售。

　　记者电话采话松滋兴农，一提到“转基因稻种”，销售科长杜丰就说：“我们没卖过，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别问我。”

　　张启发的秘书刘女士称他们根本不知道市场上已有转基因稻米，而这与实际情况有差异。2004年12月20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中，张启发在一篇报道中称，在武汉，“一家种子公司获得了转基因水稻的种子，并已经开始向当地的农民销售。”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明显的事实是，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管理存在严重漏洞。4月11日，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一位魏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刚刚听说此事，但还没有进行核实。如果确实存在，那有关部门和人员就违反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将按规定进行处理。这些转基因产品进入市场的后果有多严重，他们要调查后才能下结论。

　　有环保人士呼吁，立即调查评估受影响的范围，并采取紧急行动停止制造、销售和种植转基因水稻，对涉及违法行为的有关公司和个人进行调查和处罚。针对转基因水稻的污染来源进行全面详细的调查，明确责任，并对未来如何预防类似的污染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