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湖南长沙的隆平水稻博物馆，记载着一株水稻的前世今生，并特别设立了袁隆平与杂交水稻展厅。摄影/拉破车的老马，图/图虫创意

　　水稻这种本土作物，因为国士，有了“达则兼济天下”的气魄。1964年，袁隆平院士开启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序幕，今天，在一代代农人努力下，中国已有超过7000个杂交水稻品种，增产稻谷近9亿吨，中国杂交水稻也走向世界，在60多个国家试种或推广。

　　从一株微不足道的“野草”，到年产量超过2.1亿吨的饭桌顶梁柱。这背后，是一代代农人的努力与智慧。

　　长江中下游地区，自古潮湿多雨、水患频发。相比发达的黄河流域，这里直到汉代仍然被叫做“蛮夷之地”。《尚书禹贡》里说扬州（大致为今淮河以南、长江流域）“厥田惟下下”，《史记》里也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

　　7000多年前，河姆渡先民来到水网密布的环太湖平原一带。当时的江浙地区比今天更加温暖湿润，平原上河道纵横、土地泥泞。在沼泽之中，依靠渔猎为生的河姆渡人发现了一种“野草”——它喜湿喜热，对土壤不算挑剔；它的种子富含淀粉，足以果腹；它每年都能定期收获，填满粮仓。这就是——

　　到5300年前，良渚人在今天的杭州境内建立了一座城市，摇身一变成为了“城里人”。在城外，良渚人建造了中国最早的堤坝系统，并引水入渠，灌溉稻田。在余杭茅山良渚遗址中，甚至发现了总面积5600平方米的稻田遗迹，可见稻作已然是当时农业的重点。

　　▲ 谷口高坝区、平原低坝区、山前长堤区共同构成的外围水利系统位于良渚古城遗址的西面和北面。 摄影 /朱关城

　　数千年以来，这种生于泥沼、耕于水田的作物，一直是江南人的命脉。太湖流域的历史，就是一部“与水争田”的游击史。

　　春秋时期，在江苏苏州，小小一粒水稻，牵动着吴越两国的刀光剑影：吴国人“偷师”楚国水利，改造土地，国力强盛，势压越国；越王勾践则以煮熟的稻种还给吴国，削弱敌方实力。

　　灭吴之后，越人继续推进“围田”活动，塑造了高高的“陵道”，用堤堰制住了江南水系的“坏脾气”，塑造了“鱼米之乡”的雏形。

　　在唐代，赋税大多来源于粮食产量。而今天被戏称做“种田嘉”的嘉兴，就曾经凭借着水稻之利，几乎养活了半个江南地区。到了宋代，一种成熟更快的新稻种——占城稻，被从越南引进福建，并开始在江淮、两浙等地大力推广。

　　这种新稻种早熟、耐旱、粒细，“不择地而生”，宜于高仰之田，对防止东南各地的旱害有一定效果。在杭州，南渡而来的宋高宗赵构亲自下场指挥种水稻，在玉皇山南麓开辟出一块呈现八种色彩、形式感极强的稻田——八卦田。

　　占城稻与当地的晚稻配合，将原本的“一年一熟”的收获效率提升到“一年两熟”。这种双季稻的模式让江南地区的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成为了国家的粮仓。到明代，一句水稻带来的谚语开始流传四方：“苏湖熟，天下足”。

　　明清时期，由于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种桑养蚕、围海晒盐、采摘茶叶等产业成为这里农业的主基调。为了保障粮食供应，水稻的种植区转向了长江中游的湖广地区（今湖南、湖北地区）以及江西一带。民间的谚语，也从“苏湖熟，天下足”，转向了“湖广熟，天下足”。

　　洞庭湖与鄱阳湖，成为新的粮仓基点。清乾隆二年，更是有了“湖南熟，天下足”的民谚，湖南，悄然成为了新的粮仓C位。

　　湖南多水。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四条大河在境内奔流，最后汇入浩浩汤汤、气象万千的“水系总开关”——洞庭湖中。江湖塑造的平原水乡，季风带来的雨热环境，加上湖南三面环山的“马蹄形”地势，让她成为水稻生长的“桃花源”。

　　到清代，曾经作为天下粮仓的江浙地区，粮食已经“大半仰给于江楚商贩”。清代的四大米市——江西九江、江苏无锡、安徽芜湖、湖南长沙（或湖北沙市），都位于湖广地区向江南地区转运的枢纽上。这其中，长沙逐渐成为第一大米市，售卖粮食累积的财富，也成为湖湘人才在晚清爆发的一块基石。

　　湖南，在古代是举足轻重的粮仓，在今天，则是首屈一指的水稻大省。当年袁隆平院士正是在湖南怀化的安江镇，拉开中国研究杂交水稻的序幕，如今，湖南已是中国种植杂交水稻面积第一省。

　　在东北、河北、山东等北方地区，同样有久远的稻作历史。北国水土养育的大米，自古就是御贡品质。如今，东北大米更是成了优质大米的代名词。

　　哪里的大米最好吃这个问题，回答东北大米的人，肯定不在少数。其实，东北广泛种植水稻的时间不到一百年，畅销全国更是近二三十年的事。不过，要是数千年前的东北先民知道这里成了“北国米都”的话，大概也不会感到惊讶。

　　辽宁多地发现数千年前的稻作遗址，其中大连市大嘴子遗址同时发现了高粱与稻谷，把水稻在东北的栽培史提前到3000多年前。在1400年前的唐代，东北地区的渤海国就有一款“卢城之稻”，因为好吃而名留《新唐书》。

　　渤海国覆亡后，东北稻作文化在史书中也跟着消失了一千年。直到清代康熙年间，东北大米才再次出现在文字记录中，以高品质作为“皇粮”专供。清末，通化地区的江河湿地附近，已出现连片的稻谷水田。

　　可是，当时稻谷的种植区域并没有形成规模，放眼整个东北，仍是一片未开垦的茫茫“北大荒”。清末民初的“闯关东”掀起的垦荒拓田热潮，伪满时期，日本侵略者修建灌区，建立水稻基地的行动，都没有让水稻在东北真正扎下根来。

　　直到新中国建立后，以“东北水稻之父”杨守仁、徐一戎为代表的无数农学专家，在选育耐寒强适应性品种上接连发力；数十万人参与到垦荒建设中，兴修水利，开发盐碱地；沈阳打井数万眼，开创世界打井种稻的先河，终于让这里成为富饶的中国“粮仓”。

　　东北能成为北国米都，是无数国人造就的稻米产业奇迹。当然，这个奇迹也并非偶然，有着“老天爷赏饭吃”的天时地利。

　　东北处于北纬40-45度的粳稻黄金种植区，这里还有世界仅存的三块黑土地之一，“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并且，这里水网纵横、湖泡遍地，再加上雨热同季，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稻米品质出众也是情理之中。

　　如今，东北水稻不断在突破自己的生存极限，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的呼玛县，是世界上种植水稻的最北端；东北水稻也在不断突破自己的产量，粳稻种植面积接近全国的一半，黑龙江一省的水稻种植总面积位居全国第三，总产量仅次于湖南；吉林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更是高居全国首位……

　　三江平原、松嫩平原上，“白山黑水”养育的黑土地，从前的“满山遍野大豆高粱”，早已变成了连天接地的稻田。

　　在华北，京郊的水稻因为品质优秀，百年前就以贡品“出圈”。山东章丘的明水香稻，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以品质优良而被选为贡粮，有着 “一家蒸煮香全庄”的美誉；北京海淀的上庄地区水资源丰富，很早就开始种植水稻，清代康熙皇帝在此亲自选育出“御稻米”。如今，京西稻不仅以品质出名，更是发展出丰富多彩的京西稻作文化。

　　内蒙古与宁夏的河套平原，湿地众多，长久被誉为“塞外江南”。黄河冲积带来平坦的耕地，还有河水灌溉之便利。近年来治理土地盐碱化的成功，让种植水稻成了新的致富之路。2019年，河套平原水稻丰收，亩产已达1000斤。

　　若是放眼北国和长江流域之外，从云贵高原上的坝子，到、海南的沿海平原，从珠江三角洲，到香港最大的平原元朗平原……在一处处重要的区域粮仓里，如今也是稻浪翻涌，丰收连年。

　　而若是探访优质稻谷的来历，便要到中国的天然农业“温室”去，那里有良好的热带光温资源，具备生产优质米的自然条件; 又四面环海，具备全国最好的空气指数，这正是农业科研人员心中的育种天堂——

　　如今誉满全球的杂交水稻的突破口，正是51年前，袁隆平助手李必湖在海南发现的一棵雄性不育野生稻。1976年，全国开始大规模推广杂交水稻，种植208万亩，增产幅度普遍在20%以上，至此，中国人的饭碗，开始牢牢端稳。

　　位于海南的南繁基地，堪称是中国种子行业的“硅谷”。一代代农业科研人员如同候鸟，每年冬天“迁徙”到这里，为提高水稻产量的愿景而努力。今年5月10日，在海南三亚，袁隆平团队的超级杂交稻平均亩产已达1004.83公斤，而就在一百多年前的清代，我国平均的水稻亩产仅为这个数字的1/10左右。

　　如此优质的中国杂交水稻，早已走向世界。1979年，美国引种中国杂交水稻，因增产165%以上，被称为“东方魔稻”（Oriental Magic Rice）。中国杂交水稻开始走向60多个国家，年种植面积超过600万公顷。马达加斯加是非洲种植中国杂交水稻面积最大的国家，就连货币上都印着水稻图案；当年占城稻从越南引入江南，如今越南则大量进口来自中国的杂交水稻……

　　如果说，杂交水稻让中国人攀登了从吃饱到吃好的关键一步，那海水稻则代表着人类对大自然的探索精神。

　　海水稻并不是长在海水中的水稻，而是耐盐碱水稻的“昵称”，能够改善环境，米质也非常优秀。培育海水稻也是袁隆平院士晚年心心念念的愿望，“如果‘海水稻’研究成功，至少增加1亿亩耕地”，中国的数亿亩盐碱地上也将稻花飘香。

　　1986 年，科学家陈日胜发现了一株野生海水稻，2016年，袁隆平院士领衔建立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开始专门从事耐盐碱水稻研究。

　　从山东东营的黄河入海口，到青海的柴达木盆地，一直远至新疆的喀什地区，面对不同类型的盐碱地，袁隆平院士和他的团队留下一片片绿油油的海水稻秧苗试验田，团队更是远赴迪拜沙漠地带，成功试种海水稻。

　　从一株逆袭的“野草”到亩产千公斤的超级战士，水稻的身姿如长江般柔婉，在东北的黑土地上茁壮生长，能扎根华夏的处处壮丽山河，又将进入一片片“不毛之地”，为人类的饭桌开疆拓土。

　　“一愿世界无饥荒，二愿禾稻能乘凉”，这首源起农业大国的史诗，如此壮怀激越，还将继续高歌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