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疆是中国古代的水稻种植区之一，研究表明，当地引种水稻的时间或不晚于公元92年，引种的品种为亚洲栽培稻中的粳稻。及至唐代，新疆的水稻种植区有所扩展，新增龟兹、西州和伊州等地，种植规模除伊州外均不大。虽如此，唐代新疆种植水稻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即延续了新疆的水稻种植传统，拓展了种植区域，为当地提供了重要的粮食补充物，促进了当地社会饮食结构的调整。

　　水稻，栽培稻的一种基本类型，与陆稻（亦称“陵稻”“旱稻”）［1］(P55)相对应，适宜于水田种植。传统文献记述，中国古代栽培的水稻品种很多，《齐民要术》中记录北魏时期社会上种植有黄瓮稻、黄陆稻、青稗稻、虎皮秫、荟柰秫等24个品种［2］(P99)；至清代乾隆年间，全国种植的品种已达2500个左右［3］(P11)，足见水稻在中国古代的传种和影响之一斑。文献中虽如是记述，科学研究却表明，中国境内的栽培稻只有粳稻和籼稻两个亚种类型［4］(P22)。

　　现代学者编著的《农业辞典》中称水稻是一种“高产稳产作物，增产潜力大，品种类型多，适应性广，对土壤要求不甚严格，南方北方、涝洼地与盐碱地都可栽培，米质亦好”［5］(P682)，直陈水稻的优点。虽然相较于其他作物，水稻较易种植，但稻种发芽、幼苗生长等过程对环境气温却有着“严苛”的要求，即“月平均温10℃以上的有7—8个月，同期总平均温有20℃以上的，可能栽培双季稻；10℃以上有5个月，同期总平均温有17℃以上的，可能栽培单季早熟种”［6］(P95)。除此之外，水稻无法种植。

　　新疆地域辽阔，具备水稻种植所需气候条件的地方较多①，然囿于史料文献，学界少有相关研究成果②。笔者不揣谫陋，拟结合文献史料和出土资料对新疆引种水稻的时间和品种、唐代新疆水稻种植区的分布及种植规模、唐代新疆种植水稻的历史意义等问题进行论述，以期能推进新疆水稻种植史的研究。

　　亚洲栽培稻起源于野生稻，已成学界共识③。中国古代的野生稻，“大约起自长江上游的渠州（四川），经中游的襄阳、江陵，至下游太湖地区的浙北、苏南，折向苏中、苏北、淮北，直至渤海湾的鲁城（今沧州），呈一条弧形的地带”［1］(P20)。新疆显然不是野生稻的发生地，故而疆内古代种植的水稻不可能是由当地野生稻经人工驯化而来，只能为引进品种。

　　新疆何时引种水稻，文献资料阙载，但据考古材料和相关文献记述或可大致推知。1901年3月，斯坦因在喀拉墩遗址（今属于田县）一处废弃四方庭院的门道地面的垃圾层中发现了一些保存较好的谷物，后经鉴定，知有粟、稻子、大麦和兵豆等［7］(P490)；当时，因无直接证据可证明四方庭院的确切时代或废弃时间，斯坦因便据采集的钱币中未见唐代钱币的情况推测喀拉墩遗址的废弃年代不晚于丹丹乌里克遗址［7］(P493)。殷晴先生认为，“喀拉墩遗址与汉代精绝国遗址东西遥遥相望，处于大河下游的绿洲边缘地带，所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向南扩展的过程中，废弃甚早，根据遗物判断不迟于四、五世纪”［8］(P67)。虽然殷晴先生的研究将喀拉墩遗址的废弃年代提早了几个世纪，但仍未解决遗址的年代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法两国科研人员联合开展了新疆和田克里雅河下游地区的考古调查项目，项目成果显示喀拉墩遗址的年代范围为公元3—4世纪［9］(P52)，明确了遗址的起讫年代。如此，斯坦因在喀拉墩遗址的四方庭院内采集的“稻子”也为公元3～4世纪的遗物。无独有偶，尉犁县营盘墓地出土的考古材料也表明汉晋时期当地已种植水稻。1995年11—12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对营盘遗址进行考察时，清理发掘了152座汉晋时期的墓葬，其中在M19中“出土一把稻草，叶、茎保存完好，不见果实”④，后期新疆师范大学生物系的工作人员在对墓地出土的粮食作物进行鉴定时，还发现有“稻子”［10］(P42)。综上，可知汉晋时期新疆已引种水稻。

　　文献中的一处记述，或又将新疆引种水稻的时间推至汉代或更早。《汉书》载：“鄯善当汉道冲，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有异乃记云。”［11］（卷九六上《西域传·鄯善国》，P3879）明确“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而在修撰者班固生活的汉代陕西地区，“五谷”所指为粟、黍、豆、麦、稻⑤。因此，在《汉书·西域传》完成之时新疆显然已经种植水稻，易言之，新疆引种水稻的时间不晚于《汉书·西域传》修撰者班固去世的永元四年（92）［12］（卷四八《汉纪四十》，P1534-1535）。

　　在全世界范围内，栽培稻只有亚洲栽培稻和非洲栽培稻两个种［1］(P17)。其中，非洲栽培稻分布在“北自埃及南至南非，东自马达加斯加、坦桑尼亚，西至塞内加尔”的非洲地区［13］(P29)；亚洲栽培稻则分布广泛，遍植于世界各地，又分籼稻和粳稻两个亚种［14］(P147)。亚洲栽培稻的两个亚种——籼稻和粳稻的形成，被认为是“地理分布上即受地势高低或纬度高低的气候条件（主要是气温）所影响”的结果［15］(P28)。

　　现代科学研究表明，粳稻和籼稻的种植区以北纬30°为界被划分开，即“北边种粳稻，南边种籼稻”［16］(P122)。新疆全境“北起北纬49度11分（奎屯峰），南到北纬34度25分（空喀山口）”［17］(P2)，显然不属籼稻种植区，只能引种粳稻。卫斯先生对汉晋营盘墓地M19中出土稻草的辨认（认为属粳稻），即“粳稻的茎秆较低较矮，叶脉较短窄”［18］(P232)与发掘报告中所描述的稻草特征（“茎秆较低较矮，叶子较短窄”［10］(P42)）一致，也印证了现代科学的研究结论。唐代的文献记述，进一步证实了这点。《大唐西域记》云：“屈支国，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宜穈、麦，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19］（卷一《三十四国·屈支国》，P3）明确记载龟兹种植“粳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