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起，一场席卷孟加拉国，起因是反对孟加拉国政府公务员考试中为独立战争老兵后代保留30%录用名额的政策。迅速演变成大规模社会运动，最终以总理谢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领导临时政府暂告一段落。

　　6月5日，达卡大学英语系大三学生阿尔阿明萨克尔（Al Amin Sarker）正在学校图书馆自习，他收到了同学发来的短信。“他们让我看新闻，孟加拉国高等法院宣布恢复在公务员考试中为独立战争老兵后代保留30%配额。”萨克尔顿时愤怒，“对于我们这些想考公务员的人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歧视。”

　　萨克尔来自孟加拉国东北部迈门辛市（Mymensingh）郊外一座盛产稻米的乡村，父亲是农民，母亲是家庭主妇。2020年，成绩优异的萨克尔考进了孟加拉国排名第一的达卡大学。根据智库孟加拉国发展研究所（BIDS）2023年的一项调查，孟加拉国公立大学毕业生失业率高达66%，剩下的人中，21%的人工作薪资偏低。萨克尔的梦想，就是毕业后参加公务员考试（BCS Exams），在当下严峻的就业形势中谋一份有声望、收入体面又稳定的工作。

　　孟加拉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诞生于英属印度时期，孟加拉国独立后，政府实施了配额制，将80%的岗位分配给“自由战士”（即独立战争老兵）、妇女、残疾人和代表性不足地区的考生，择优录取的岗位份额仅有20%；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战士”的配额传承给了他们的子孙辈，配额岗位始终占过半数。因为常年受到民众质疑，配额制在过去50多年里反复修改，2018年的一次大规模学生迫使当年的孟加拉国政府取消了部分配额。然而6年后，该国高院裁决推翻了2018年的那次决议为“自由战士”后代准备的30%配额又回来了。

　　萨克尔通过电线%的配额意味着每年开放的3000个公务员岗位中有900个都给了“自由战士”后代。除去其他配额，像他一样没有背景的五六十万人要竞争剩下的44%，即1320个岗位。萨克尔记得，消息一出后，图书馆里的同学就开始议论纷纷，外面立刻有人骚动了起来，“他们喊着，下来吧，下来吧，都来”。

　　对配额制的不满很快延烧到了全国。以达卡大学为中心，大学生们成立了“反歧视联盟”（Students Against Discrimination，SAD），将行动扩大到校园外。7月7日，达卡大学、贾汉吉尔纳加尔大学和科米拉大学的学生封锁了孟加拉国几条主要高速公路的路口，并于当天傍晚提出了“一点诉求”，即通过议会立法，废除各级政府职位中不合理的配额制度。

　　起初，哈西娜政府对学生的要求不以为然。7月14日，总理哈西娜在当天的公开讲话中说：“难道自由斗士的子孙没有才能，只有拉扎卡尔的子孙才有吗？”“拉扎卡尔”（Razakar）意为孟加拉国独立战争期间与巴基斯坦合作的“叛徒”，在孟加拉语境中具有极大的侮辱意味。与此同时，哈西娜所属执政党“人盟”的秘书长表示，要通过“恰特拉联盟”（Chhatra League）对学生的“傲慢行为”做出“恰当的回应”。“恰特拉联盟”执政党“人盟”（Awami League）在大学中的附属学生组织，通过高年级生和留级生等群体控制着宿舍分配等学生事务，在学生中拥有极大的权力。

　　孟加拉国《每日星报》、英语报纸《新时代》等媒体记录了15日到16日恰特拉联盟“下场”后发生的大规模暴力事件：7月15日到16日，数百名恰特拉分子手持棍棒进入各大校园殴打学生，学生们身上伤痕累累、血迹斑斑，向不同方向逃离，一些学生用砖块回击；15日晚，恰特拉分子闯进了接治伤者的达卡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室，一度引起医护人员和受伤学生的恐慌；16日，警方动用了警棍和，朗布尔市（Rangpur）一名出身农村的英语系学生阿布赛义德（Abu Sayed）被橡皮击中身亡。

　　暴力的升级和学生的死亡，让冲突进一步白热化。至此，这场运动已经不再局限于学生。孟加拉格林大学心理学系的讲师卡姆鲁尔哈桑（Khamrul Hasan）毕业于达卡大学，直到7月中旬都没有参加。他告诉本刊，起初他没有参加，是不希望让自己的教职工身份扰乱学生的性质，但有学生被杀死后，他和教师同行们再也坐不住了。

　　7月17日起，哈桑和教师们加入了，他们在街头发表反对配额制的演讲，在聚集的学生与警方之间组成“人链”来保护学生。同一天，政府和警方以“安全原因”勒令关闭公立大学校园，萨克尔和同学们离开学校。

　　7月18日，萨克尔回到老家迈门辛，发现连常年支持哈西娜和“人盟”的父亲，也对学生被杀害一事而极为愤慨。“人人都在讨论学生被杀、学生们被赶出学校我在迈门辛继续，老乡们给我们拿来了水、冷饮、水果和饭菜，出现时，他们一起阻止警车前进来保护我们。”就连通常不关心公共议题的私立大学学生也加入了进来，“加入了声援的队伍”。萨克尔告诉本刊，在孟加拉国，私立大学的学生通常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往往不用参加竞争激烈的公务员考试。

　　7月18日，一群学生冲进孟加拉国家电视台并放了一把火。萨达特在街上涂鸦时，脚踝被警方发射的一枚击中。“烟雾让我短暂失明，当时我快晕倒了，是我朋友救了我。”萨达特说。随着冲突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到18日晚已有30名学生和市民遇难。当晚9时，政府切断了网络，19日关闭了达卡和其他主要城市的铁路并宣布宵禁，允许警方向违反宵禁者开枪。

　　尽管孟加拉国最高法院在7月21日宣布将对配额制进行彻底改革，将“自由战士”后代的名额减少至5%，但由于政府拒绝了释放学生领袖、取消宵禁和结束断网的要求，学生们决定再一次走上街头。

　　萨达特记得，7月29日，的规模真正达到了顶峰。此时，人们的诉求已经远超取消公务员配额制，而是要求政府释放学生领袖、逮捕杀害学生的、深入调查并为遇难者伸张正义。“普通大众，包括办公室职员、律师，甚至连人力车夫都加入了进来，人们源源不断地给者送去食物和水，每当暴力发生时，街上的店主就开门给者提供庇护。”

　　8月2日，者开始直接要求总理哈西娜辞职。哈西娜在次日表示愿意和学生对话，但为时已晚。学生领袖拒绝对话。政府对社会秩序彻底失控。

　　在者眼中，哈西娜也是“自由战士”家庭的既得利益者。1947年，哈西娜出生在印巴分治后巴基斯坦的东孟加拉邦，父亲是孟加拉国开国元勋谢赫拉赫曼（Sheikh Mujibur Rahman）。

　　1972年独立后，谢赫拉赫曼作为“人盟”的首脑出任总理，并在1975年1月通过宪法第四次修正案，改孟加拉为总统制，自任总统，独揽大权。但仅半年后，拉赫曼就死于第一次军事。刺杀发生时，哈西娜正在西德探亲，此后她被另一位开国元勋齐亚拉赫曼（Ziaur Rachman）领导的军政府禁止入境。她和家人接受了时任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的庇护，直到1982年回国。

　　1981年5月，齐亚拉赫曼也在兵变中遇刺身亡。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哈西娜盟，与齐亚拉赫曼遗孀卡莉达齐亚领导的民族主义党携手，反对艾尔沙德军政府。1991年，孟加拉国恢复了议会制。此后，国家权力的争夺就始终在哈西娜与卡莉达齐亚之间进行。

　　常年研究孟加拉国社会运动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发展学系教授娜奥米侯赛因（Naomi Hossain）告诉本刊，2008年“人盟”在大选中大获全胜，哈西娜上台后拉拢了部队，给予军队大量商业合同，还争取到了大企业和媒体的支持。2024年1月大选时，哈西娜已连续执政15年。虽然她再次赢得了大选，但选举投票率已经降低至40%（孟加拉国选举委员会一开始称28%）。

　　娜奥米侯赛因认为，“人盟”是建国功勋党派，也反对宗教保守势力、保护少数派和女性，传统上有许多支持者，但此次运动中，政府下令让和军队残忍杀害学生的举动，超出了该党一些传统支持者的认知。“生活在伦敦的哈西娜家族的朋友，和常年被打压、号称什么都见过的孟加拉公民社会人士，无一例外都在私下里向我表达了震惊。”娜奥米说。

　　在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家栋看来，公务员配额制是此次的导火索，揭示了孟加拉建国后积累至今的两重深层矛盾。“首先是对孟加拉国独立有功的自由战士集团和普通民众的矛盾，这些开国功勋控制了国家的很多资源，民众对其特权非常不满。”张家栋说，“其次是孟加拉国内世俗的民族主义力量和伊斯兰教势力的矛盾，孟加拉国宗教势力一直对谢赫拉赫曼不满。孟加拉国脱离巴基斯坦独立时依靠了印度的军事力量。从宗教视角看，这是孟加拉穆斯林背叛了西巴基斯坦（现巴基斯坦国）的穆斯林，前者成了印度的傀儡。他们自然不认可自由战士的称号，也不会认可配额制。”

　　“但无论何种隐藏的矛盾都需要一个触发点，而今年哈西娜将2018年已经大部分削减的配额制重新引入，属于开倒车行为。究其原因，或是哈西娜胜选后其团队内部的自由战士后代要邀功请赏，哈西娜做出让步，于是一夜之间点燃了统治集团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张家栋说。

　　8月4日是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约有77名者和14名死亡。后来的媒体报道描述了决定性时刻的到来：8月4日晚，孟加拉国陆军参谋长瓦克-乌兹-扎曼（Waker-Uz-Zaman）与将军们召开会议，决定军队不会为了实施宵禁而对平民开枪；扎曼随后打电话告知哈西娜，表明军队不再支持总理；第二天，哈西娜逃离总统府，去往印度。

　　过去两周以来，萨达特的主要工作是指挥交通。他和朋友们轮换，每次在街头站一两小时。除此之外，他们还一起粉刷墙壁，清理现场留下的垃圾。这个人口1.7亿的国家正在逐渐恢复秩序。

　　哈西娜后，在学生领袖的建议下，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同意担任临时政府首席顾问，领导临时政府，相当于履行总理职责。达卡大学社会学系的纳希德伊斯拉姆（Nahid Islam）和语言学系学生阿希夫马哈穆德（Asif Mahmud）也进入临时政府，分别担任通信信息技术顾问和青年与体育部顾问。

　　人们对尤努斯的信任，反映了背后的深层次诉求。尤努斯被称为“穷人银行家”。他在1983年创建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又称格莱珉银行），至今为近千万孟加拉贫困人口提供了小额，大多数受益者是女性。

　　撰稿人珍妮弗乔杜里（Jennifer Chowdhury）在纽约出生和长大，父母在上世纪80年代为了远离国内的暴力从孟加拉移民美国。更多孟加拉人背井离乡前往海湾和欧美国家是为了赚钱。那时，孟加拉国被世界银行评为最不发达国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y）之一。

　　2018年，乔杜里回到达卡做驻外记者。她发现国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孟加拉年轻人听到的是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叙事：它摆脱了最不发达国家的帽子，进入中低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增速快过了印度、巴基斯坦，尽管存在贫富差距，但发展是真实的。”孟加拉国长期以来是南亚纺织业中心，又在世界贸易组织纺织业配额的框架下承接了不少中国转移出去的纺织企业，发展至今已经是南亚纺织业的重镇。据孟出口促进部数据，2021～2022财年孟加拉国服装出口额达426.13亿美元，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第二大服装出口国。

　　乔杜里看到了人们的勃勃雄心：“创业精神存在于庞大纺织产业的每个环节里，创业者开发了供应链管理、采购和二手回收等新业态；在互联网上成长起来的一代孟加拉年轻人，他们骄傲于自己能用互联网赚到钱、为自己工作；更不用说孟加拉人为自己古老的文化和历史感到骄傲。”

　　但与此同时，这种中产阶级叙事和令人骄傲的成功并没有“涓滴”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反配额运动期间，乔杜里为半岛电视台撰文写下了遇难的学生协调员阿布赛义德的故事：那个25岁的青年是农民家庭里9个孩子中的一个，他曾在父母的托举下考入孟加拉国最优秀的大学并获得了奖学金；但就业形势艰难，甚至需要贿赂雇主来找工作，赛义德便寄希望于考上公务员，保证经济稳定的同时或许还能推动他的家庭向上流动，但不公平的考试制度迫使他走向了街头，最终遭遇不测。

　　经济研究者早已注意到了阿布赛义德的困境。位于达卡的经济智库“政策对话中心”（CPD） 执行主任法赫米达哈屯（Fahmida Khatun）今年6月在一次网络研讨会上说，在孟加拉，接受正规教育时间不足七年的人失业率很低，他们往往能更快地找到工作；而受教育程度高的孟加拉国年轻人，更难找到和他们学历匹配的工作，受教育时间越长，找到工作的时间越长。孟加拉的经济发展并没有为他们准备足够的岗位。

　　张家栋告诉本刊，孟加拉国土地资源匮乏，也缺少油气和金属矿产，难以发展重工业；市场体量和居民购买力也不足以吸引高端工业产品来到当地设厂制造。

　　CPD的高级研究员塔米姆艾哈迈德（Tamim Ahmed）29岁，他告诉本刊，自己毕业四五年后，同龄的10个朋友里只有3人有工作。“除我以外，一人幸运地考上了公职，一人在部门找到工作，但对薪资不满意；其余7人中，一部分人什么工作都找，但找不到；另一部分人每年都备考公务员，但还没考上；公务员考试年龄上限是30岁，他们很快就不能再报考，未来的求职也会因为没有工作经验而变得困难。”从朋友身上，塔米姆看到了庞大的青年群体中的不确定性、挫折感和失望，“所以许多朋友，甚至比我年长五六岁的朋友都上街参加了反配额”。

　　艾哈迈德分析说，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匹配的原因是国内外投资乏力，“哈西娜政府过去几年里保持了稳定，但外国投资仍然不多，因为孟加拉国政府常常被指责官僚系统僵化、行政手续复杂。另有调查显示，外资不愿进入的首要原因是政府”。

　　他还提到，全球经济下行中，孟加拉国也无法独善其身。疫情暴发以来，该国外汇储备逐年下降，主要原因是服装等出口暴跌和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飙涨，导致该国货币塔卡兑美元贬值，进一步影响了外商投资意愿。“孟加拉国税收水平较低，政府缺乏公共支出资金，因此各类公共建设项目都要依赖银行信贷，部门能够用于投入经济活动的资金就所剩无几了。”而银行恰恰又是经济活动中最薄弱的环节。“亲政府人士获得银行，但并不偿还，因此产生了大量坏账。由于这些债务人有权有势，银行无法处理这些违约者，导致银行遭遇流动性危机，进一步恶化了投资环境。银行信贷、投资、经济增长和就业都是相互联系的。但政府只关注经济数据的短期增长，并未对整套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因此尽管政府有过诸多尝试，仍然无法将经济恢复到预期水平。”

　　与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相比，底层劳动者虽然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情况也不容乐观。美国俄勒冈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拉米亚卡利姆（Lamia Karim）曾对孟加拉国服装行业进行田野调查，看到纺织业吸纳了家中没有土地或土地被海平面上升侵蚀而无法耕种的女性，看到她们挣到钱后补贴家用、给孩子看病、修补漏水的房顶。但经济对单一行业的依赖始终是脆弱的。卡利姆告诉本刊，疫情期间外国服装订单锐减，许多刚刚脱贫的妇女一夜返贫。

　　而在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的新一轮物价上涨危机中，低收入群体首当其冲。数据显示，过去30个月里物价上涨速度一直超过工资增长速度，而2024年的年通胀率达到了12年来的最高水平9.73%。塔米姆说，民众感受到的通胀水平要远超政府报告中的数字。这次运动前，人们对未能控制通胀的政府非常愤怒，“人们对经济增长的说法感到沮丧，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享受到发展的好处”。 于是，在通胀、就业与公务员配额的多重压力下，一场“风暴”发生了。

　　在娜奥米侯赛因看来，尤努斯和临时政府的处境似曾相识：2006年哈西娜上台前，民族主义党处在执政末期，该党也试图操纵选举，暴力事件频发。此后，孟加拉方干政并组建了看守政府，用两年的时间清理政坛。孟加拉得以在2008年举行了一场公正、自由的选举。“今天的临时政府要如何改革选举，要怎样约束人盟或民族主义党，防止他们当选上台后重回老路，这些都是严峻的考验。”

　　张家栋认为，留给尤努斯改革的空间不大，“这次运动针对的是哈西娜政府。民众认为她执政时间太长，盗窃了很多权力和资源，并非对该国体制有意见。只要哈西娜离开，宪法的尊严得以恢复，局势很快就能稳定下来。尤努斯的任务是平衡各方势力，在下一次大选前达成共识。同时依靠他良好的国际形象，为孟加拉国争取到国际社会的援助，缓解当前的外汇支付危机”。

　　但年轻人们信心满满。萨克尔说，他正在放下对“考公”的执念，开始考虑从政，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萨达特原本已规划好了未来，毕业后申请法国的艺术学院，但出国的念头在过去两个月里暂时消散了，“我们都想留下来为国家工作。我们想让这里变成更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