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来看，稻米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历史的走向、人口的增长和文化的认同等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7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使长久以来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认知受到了挑战。其后长江中下游地区更多的四五千年到上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稻作农业是长江文明的支柱和特色。古史记载、野生稻的分布、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存的发现和现代遗传学的研究，都已证明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良渚文化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

　　稻米参与了黄河文明的建构。自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最先在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发现稻壳痕迹以来，在距今9千年至距今4千年，淮河流域和黄河中下游的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江苏等地的史前遗址中，多有水稻遗存的发现，其中包括在考古学上被称为“最早的中国”的山西陶寺遗址。历史记载表明，大禹治水时就已将水稻种于卑湿之地；甲骨文中已有“稻”字的存在；《诗》《书》等早期文献对稻也多有提及。

　　起源于万年前的水稻，经过数千年的缓慢发展，到距今千年左右的宋代，成为继小米和小麦之后中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最近五百年来，虽然受到玉米、番薯和马铃薯等外来作物的挑战，其优势地位仍没有被撼动。稻米在国计民生中扮演关键角色。作为水稻主产区的中国东南地区，也因此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后来国家税收向稻米迁就，原本是九月一日起征的秋税，因为“粳稻须霜降成实”，改为十月一日始收租。国家法定的计量标准因稻米而改变，原来以黍为基准的度量衡已部分地为稻米所取代。依靠稻米养活的人口也日益增加。到明末，已经形成“天下育民人者，稻居十七”的局面。

　　稻米极大地影响了人口的数量和素质。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划定的瑷珲—腾冲线%的人口分布，与水稻的分布基本重合。

　　稻米也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社会心理，甚至对国家版图起到某种形塑作用。宋代以后，南方人在排斥小麦等外来作物的同时在北方积极推广水稻种植。从汉始，长城内的人们就想到用种植水稻的方式来阻止北方骑兵的南下。例如，东汉张堪在狐奴山下开稻田八千余顷，宋初何承矩、黄懋等人在河北引水种稻，明代长城沿线的宁夏、陕北、晋北、河北、天津等地试种水稻。虽然这些努力所形成的阻隔作用有限，但水稻的分布却极大影响了国家和政权的疆域。从三国鼎立到南北朝对峙，再到宋金议和，基本上都是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南是稻米主产区，而淮河以北则是以游牧和旱粮作物为主。自隋朝大运河开通以后，南稻北运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也固化了南北之间农作上的差异，于是主粮作物的不同就成为中国南北划分的依据，“江淮以北高田平旷，所种宜黍稷等稼；江淮以南下土涂泥，所种宜稻秫”。

　　但地域上的南北划分并不能阻止水稻对淮河的突围。从起源的那天开始，水稻就不断北上，在参与黄河流域中华文明的构建及中国北部边疆巩固的同时，稻作技术也在北方发展起来。稻田人工灌溉技术、盐碱地（斥卤之地）种稻技术、稻田水温调节技术，甚至水稻移栽技术等都首先见于北方文献记载之中。10世纪以后，受到北方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南方稻作技术，在有识之士倡导和国家政策鼓励之下，经过多种方式由多种路径传入北方。一些地方如山西晋祠、北京京西和天津小站等，受传统文化、皇家和军事屯田等的影响，稻作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发展。历史上，水稻生产受到举国上下的高度重视，宋真宗、康熙等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都参与到水稻品种的选育和推广中，占城稻和御稻因此受到广泛关注，康熙还把御稻品种种到了承德避暑山庄，结束了长城以北不种水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