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千年贾湖、一万年上山。12月11日下午，由澎湃新闻网作为特别媒体支持的159-2期文汇讲堂“逆行”1万年，由浙江省文物考古院蒋乐平研究员，作为跨湖桥、上山遗址主要发现者、发掘者蒋乐平，展示上山是世界稻作文化起源地的诸多证据，与张居中、冯时共同阐释了主题《8000年前：中华文明起源》，近5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听友线上“遥望”古人，感知其智慧和探索。学生曹俊阳等10位听友提问，其余4位听友获得学者微信回答。

　　冯时、张居中主讲已刊，接着有互动篇。欢迎关注12月24日举办的159-3“5000年前：中华大地的文明”。

　　我主要分享地处长江下游的浙江钱塘江流域的上山文化，它诞生在一万年前。今天的主题是“8000年前：中华文明起源”，贾湖文化距今9000年左右，上山文化又提早了一千年。也会涉及年代上前后相续的8000年历史的跨湖桥文化，这两个文化代表了钱塘江地区文明现象的起源样本。

　　上山遗址处在浙江的偏中部，钱塘江支流浦江的上游，于2000年首次被发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为其题词“万年上山，世界稻源”；中国考古学泰斗严文明先生题词“远古中华第一村”。农业往往和定居结合在一起，那么，最早的“农村”可以追溯到上山文化。这粒一万年前的炭化稻米俨然是上山文化的明星展品，北京、杭州等地各家博物馆都曾争相展览，它象征着上山是万年稻米的起源。

　　上山文化的陶、石器很特殊、很有特点，早期出现的一种单把的大口盆陶器。上山文化当然不止大口盆一种，依据以大口盆为典型的陶器群的变化，可以把上山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是距今10000年前后，中期是9000年前后，晚期是8500年前后。有些测年数据也有距今11000年的，但10000年为较审慎的判断。

　　今天重点讲述上山的稻作文化。考古重证据。上山稻作证据包括：栽培证据、收割证据、加工、碾磨证据、食用证据，还有定居证据。

　　在上山出土物中，我们复原了少量大口盆，大部分都是陶片。在这些破碎的陶片里能看到密密麻麻的碎稻壳，很多考古学家看了后非常震惊，为什么？这些碎稻壳其实就是最早的糠。上山人已经吃大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又直观的证据。上山人可谓是世界上最早的食稻族群。其他遗址也有一些早期稻遗存信息，但并没有那么充分、直观。稻米现在养活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而这个贡献的原点要追溯到上山。

　　稻米如何加工？在上山找到了石磨盘、石磨棒等工具。石磨棒借名于贾湖、裴李岗，其实只是一个磨块，但同样是碾磨工具。我实验过多次，恐怕是除万年上山人之外最会使用石磨盘、石磨棒的现代人了，石磨盘脱壳的效果非常好。当然石磨盘、石磨棒不光用来加工稻米，在遥远的原始时代，可能是多功能的，但功能之一必然是加工稻米。这是加工碾磨的证据。

　　稻米如何得来？收割而来！我们看到这些很简陋的石片石器，都没有经过磨制，但通过实验室里的微痕分析发现，其中一些的磨损痕迹和收割水稻留下来的痕迹是一样的，呈现出了“镰刀光泽”。这些石器上还发现了稻残留物，于是有了结论：我们发现了上山人的收割工具。

　　那么，追本溯源，收割的对象是野生稻还是栽培稻？通过研究，万年上山稻的栽培特征已经出现，当然野生和栽培两种是混杂在一起的，还处在稻作起源的初期阶段。其中一个证据是关于小穗轴。野生稻是自然掉落，因此小穗轴是光滑的；栽培稻要经过摔打、强行扯下来，所以小穗轴有明显断茬。植物考古学家从这个角度鉴定出野生稻和栽培稻。其他方法还有如植硅体的鉴定，通过细胞的形态也可以辨认出栽培、驯化和野生方面的特征。

　　上山可供分析观察的稻遗存不是太多，特别是10000年前的早期遗存。到了9000年前的中期，水稻遗存就丰富起来。北京大学研究团队的初步结论认为，水稻在距今9000年前后已经成为上山文化生业经济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桥头遗址稻属小穗轴形态的鉴定和统计表明，水稻驯化或在距今9000年前后迅速完成。这个结论或许让我们要重新解读稻作农业起源的过程和模式。

　　农业提供了基本的食物保障后，人类才能在一个地方长期稳定地居住下来。上山文化与稻作证据伴生的就是定居证据，这是严文明先生题词“远古中华第一村”的要点和依据。农业定居体现在哪些方面？上山遗址已经发现了21处，普遍发现了房址遗迹。上山遗址是三排柱式的排列，应该是一种木构建筑，但是木构件没有保存下来，不能肯定不是干栏，因为没有建筑构件的支持，是否有像河姆渡建筑一样？我们不能确定。但可以肯定，上山文化已经出现稳定的定居模式 。

　　除了排柱式房址外，还有些沟槽式房址。特别重要的是，上山文化发现东亚地区最早的环濠。环壕起到把村庄包围起来的防护作用，可防止外族入侵或者野兽袭击。我更倾向于认定环濠代表着上山人开始了对土地的拥有意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很多遗址也都有环濠遗迹，但上山是最早的，这是上山出现定居农业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

　　有了农业经济的支撑，在钱塘江流域就出现了人口的聚集。迄今一共发现了21处遗址。从见诸于报道的统计来看，中国9000年前的遗址总数有50来处，而小小的钱塘江附近区域，竟大约占了40%，这说明在钱塘江流域是重要的农业起源地。考古学上把农业起源叫做“农业”。钱塘江流域是东亚农业的重要发生地，然后传播、蔓延开来。钱塘江流域如果加上山地，也就有两三万平方公里，其中作为遗址分布区的河谷盆地面积更小。比较小的范围内聚集了很高比例的遗址分布。这是非常重要的现象，是一种与农业起源、农业相应呼应的文化现象。

　　这里特别值得介绍的是义乌的桥头遗址。这是一个经过特别营建的大型土台遗迹，边长大概是40米，西边遭到了破坏。周边挖成环壕，主要是为了突出这个中心台地。现在基本判断是村落的一个特殊功能区，用来举行公共活动，比如祭祀等等。

　　有什么证据呢？除了特殊的营建模式之外，发现了墓葬和很多陶器“器物坑”。这是一个举行仪式性活动的专门区域。可以想象一下，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每个村落中都建有祠堂，用来举行祭祀等公共活动。这样的村落模式，可能在距今9000年前的上山文化中期，已见雏形。

　　在“器物坑”中发现了相当比例的酒器。很多陶器都是陶壶、陶罐，里面发现了酒遗存。张居中老师对贾湖酒的判定是8500年，东亚地区最早的酒之一。桥头遗址的年代是用炭化稻米测年，距今9000年，一定也是最早的酒之一了。这些酒器可能已经作为一种礼器，一种与祭祀性活动相关的器具。

　　桥头陶器最出彩的是彩陶，被严文明先生指为“世界上最早的彩陶”。9000年前的彩陶，而且主要在“中心台地”，这说明彩陶的功能也与仪式性活动相关。

　　所谓彩陶，就是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彩纹，其中有太阳纹和长短线组合的“卦符”类纹饰，还有很多形式的圆点、线年前桥头遗址的彩陶非常精彩，而且这么丰富，确实是非常特殊的文化现象。

　　得出的基本结论，桥头遗址“中心台地”不同于普遍居住遗址区，“器物坑”与墓葬近距离共存，推测是一种与祭祀相关的仪式性遗存现象，可作为早期稻作村落社会结构形态复杂化的重要反映。陶器的精美程度，超出其他普通的上山文化遗址，彩陶上的神秘图符可能与祭祀仪式活动的观念形态相适应。

　　怎么解读上山的纹饰？太阳纹就是天象。按照冯时老师的定义，农业本身就是一种文明，必须以“观象授时”的天文学知识为基础。那么这种知识体系在上山文化中有所体现，彩陶上除了太阳纹之外，边上还有一些神秘的抽象图案，有学者认为就是一种天象的符号表达。这样的图谱、符号的背后是否有一种信仰体系、知识体系？起码这一传统在钱塘江流域是有延续的。在跨湖桥遗址也出现了太阳纹。可以看到，太阳纹在钱塘江流域从9000年到8000年一直有延续，“卦符”类型的刻划图案在跨湖桥的鹿角器和木器说也有体现。有研究者认为三大占卜系统“签卜、龟卜、骨卜”中的签卜起源于跨湖桥文化，现在则可以溯源到上山文化。

　　跨湖桥独木舟，被称为中华第一舟，是最早的可实证的水上交通工具，这是跨湖桥非常特殊的发现。跨湖桥还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漆器，让人惊叹不已。最早发现的是一张漆弓，颜色稍微深一点都是漆皮，还没有褪下来，中间弓柎（抓手）位置则不见漆皮。跨湖桥用漆除了保护性涂饰的美观功能外，还作为黏合剂。独木舟有一个破洞，跨湖桥人已经用木块进行修补，用什么来黏合呢？木块修补部位有一个挖下去凹面，相互贴合，中间发现了漆物质，用作粘合剂。漆还用来修补陶器，陶器破掉了用漆修补黏合。跨湖桥文化里对漆器的利用，完全可以视为是8000年前的一种自然知识体系。它也是钱塘江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现形式。

　　在2020“上山遗址发现二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考古学家达成一个共识：以浦江上山遗址命名的上山文化是世界稻作文化的起源地，是以南方稻作文明和北方粟作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的重要起点。长江流域以稻作为主的农业首先在钱塘江流域的上山文化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呈现。这就是稻作起源的万年样本的意义。

　　走住洞穴，占领、定居于新石器时代活动中心的矿业地带，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真正开始。上山稻作文化是一种没有中断并出现稳定进步的文化现象，随着上山文化的发展而传播，不是昙花一现。一种农业经济行为，与一个群体的生存与繁衍发生了真实的关系，这一遗存信息及其传递的文化意义，超越了早期穴居遗址时代属性和历史属性。上山文化迈出东亚农业的重要的一步。

　　上山起了头以后，浙江在中华文明的版图里面非常具有代表性。除了有跨湖桥文化接续外，还有著名的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这个文明吸收了周边地区文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良渚处在钱塘江的北岸，河姆渡处在钱塘江的南岸，整个过程兼收并蓄，具有南北文化交融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