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项飙说，当代人的生活，“附近”逐渐消失了，我们依赖各种无形的系统与外界连接，通过随时随地无处不在的移动互联网，处在信息过载的状态之中，对转瞬即逝的热点了如指掌，精力和兴趣在不断消耗。与此同时，对居所周边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环境的细节和运行机制，以及更深远的历史和记忆，则缺乏描述的能力和探索的兴趣。人们仿佛处在被格式化的同质空间之中。具体而言，不少人们处于“吃饭点外卖，出门打滴滴，进出电梯看手机”的状态，通过移动互联网，对所谓网络热点了如指掌。这也许是导致人们在享受空前便利舒适的同时觉得精神压抑和空虚的一个原因。项飙指出，现在的城市空间功能性过强，但“生态性”不足，系统通过计算，介入了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那些无用的、自发的东西不见了。人们算计着的同时被算计着，如何重建生活的后方，也许可以从探索“附近”开始，具体而言，居所周围的“最初500米”，成为我们认识附近，重建丰富日常生活的大后方起点。当然，这种探索首先面临的是各种可见的和不可见的界限。

　　2022年春天，我搬到双流机场附近的成都市区西南部边缘。新开通地铁线路终点站附近，一切崭新。小区门楼的石材贴面上几何形态的立体凸起和具有几何线条的灯具以及围栏上金属制成的卷曲植物图案掺杂着Art-Deco（装饰艺术）和Art-Nouveau（新艺术运动）风格的符号，古典复兴的三角形山花和门楼下比例不那么协调的罗马柱式杂糅在一起，设计小区的建筑师似乎在暗示自己不甘于被毫无挑战性的商品房住宅小区项目束缚灵感和发挥的空间，向他或她的业主彰显自己的建筑修养以及小区并不平庸的品质——当然，我很怀疑有多少小区的住户注意到建筑师的用心，人们在选择住房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在有限的预算中尽可能挑选合适的楼层和面积，无暇他顾。不过，拼贴与杂糅，是中国郊区景观的普遍形态：符号与符号叠加，意义变得模糊，建筑和空间本身如同广告牌，嵌入不同的空间肌理之中。

　　周边的地块呈现出不同面貌：有春天开满油菜花、冬天衰草连天的农地；有大型仓储物流中心：庞大到横贯整个街区，不时有大货车出入其间，轮胎在水泥路面上发出巨大的噪音，如同巨兽呼啸；有近二十年来新建的各种类型的小区，大同小异，有着稀疏的底商、封闭的围墙内依照不同的规格配置的园林植物和运动设施；也有农村拆迁安置小区，房屋紧凑，缺乏绿地和公共空间，低层多为临街的门面，餐饮业主将桌椅摆在了门前的公共空间，食客在品尝火锅、冒菜和烧烤时，与跳广场舞的阿姨并行不悖。秩序稍显混乱的同时，空间充满了不羁的烟火气。

　　时间维度的遥远与物理空间的阻隔，成为我们理解附近的障碍。在水平方向上，空间存在许多阻隔，不同形态的墙，挡住人们的脚步甚至视线。只有当人们采取鸟类的视角时，空间肌理才能袒露其秘密。然而，迈开脚步带上好奇心开始探索，就像打开书卷一样，总会有所收获。就在我所居住小区的东南方向直线距离五百米的地方，有一座始建于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遗址，进入其中，像是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时空界面，它离我如此之近，从我家阳台俯瞰，能清晰地看到那些灰暗陈旧的厂房屋顶一成不变，而周遭繁茂的植物从春到冬，不断转换颜色。于是，我开始进入这个近乎废墟的工业遗址，进行“考现学”式的探索，辅以相关资料的查阅，最终有了这样一篇笔记。

　　这座工业废墟，是前四川齿轮厂所在地，现在的地图上将其家属区标注为“莲花社区”而未写明“四川齿轮厂”。四川齿轮厂是“三线建设”时期内迁的工厂之一，资料显示：“1964年底，八机部为贯彻‘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建设’的方针，决定天津内燃机齿轮厂内迁，当时，天津内燃机齿轮厂的部分干部职工及家属200多人不远千里，奔赴大西南。带着设备来到牧马山，与原成都拖拉机厂的干部职工一同组建了四川齿轮厂。”[ 文字来自莲花社区“川齿记忆”宣传栏。]事实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三线建设的企业还经历过一个调整时期，原本位于成都远郊郫县山中的岷江齿轮厂于1983年迁出并入四川齿轮厂。此后的一段时间，川齿厂进入鼎盛时期，引入新的生产线，员工多达两千余人，年产各类齿轮配件上百万件。这段短暂的辉煌大概持续到了九十年代初，此后便是漫长的衰落，直到2005年，川齿宣告清算破产。厂房和办公区域开始了废墟化的过程，家属区则重组为莲花社区。

　　过去数十年间，城市周边的地块以不同的速率演变，有些缓慢，有些迅速，有些则近乎停滞。在形成当下景观之前，有着漫长的演变过程。景观和空间肌理的变化背后，是数十年城市化进程以及社会经济的急剧转型，不同的人群在空间中来来往往，他们的悲欢离合在时过境迁之后不为人所知。建筑史学者黄全乐曾经指出，1949年之后，五十到八十年代之间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城市和农村都是国家这台大机器的组成构件，受到国家的统一、直接的领导和组织。建国以来逐步建立和强化的城乡二元体制，把它们各自‘格式化’，彼此分开，并在城市与农村实施不同的土地制度和福利系统。”这一基本社会经济机制决定了可见的空间肌理与城乡景观，城乡接合部的物理空间在视觉上常常呈现出看似无序的状态，但其背后仍隐然有着具体制度之下的运转逻辑：“当时，城市的拓展方式，主要是通过征用近郊的农村集体用地，以把新建设的单位安插到农村土地上去的方式，是一种点状的、嵌入式的城市扩展。由于那个时代全国性的总体资源匮乏，城市没有能力完善整体的、覆盖所征收的村庄的城市基础设施的跟进建设。更由于制度建设的滞后、缺位，城市的零星扩张始终缺乏规划的制定和指引，城市单位的征地充满了随意性且彼此互不相关，因此导致了郊区土地变得越来越破碎、零散。”正因为如此，当最近二十多年城市大规模向郊区扩张之前，这些乡村与城市的交界地带所分布的各种属于城市的单位，就以不规则的形态分布在田野之中：“位于‘农村世界’范围内建造、却隶属于城市系统的单位社区们，并没有与其邻近的郊区村庄建立积极而有效率的空间连接。一个个属于城市体制的‘单位’就像由围墙围住的，自给自足的小社会，如孤岛般漂浮在农村广阔的耕地载体上。作为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空间无规划的‘产物’，这些零散的土地将成为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改造的底板和基地。”如果对照早些年的卫星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川齿厂和周边地块的形态，如同孤岛的单位院落星散在不规则分布的农田和聚落之中。

　　在数十年前，四川齿轮厂是这个片区最早“城市化”的地块，四周都是农田。如今，城市的前线已经到了几百米开外的地带，废墟隔着一片已经有挖掘机施工的荒地与远处新建的商品房小区对垒。城乡之间的空间拼贴，同时也是不同时段的拼贴。

　　2024年3月，川齿厂对面的空地，油菜花盛放，越过绿色围挡的高度。这个地块是今天周边不多的尚未建设的区域。

　　自上而下的规划力量缺位，非正规的力量开始进入空间。建筑和空间的意义都随之置换，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废墟是一个脱离了原有功能，随着时间演变并被不同力量重新定义的非正规空间。

　　对比2001年和2023年的卫星地图，可以明显地看出：之前的农田和农村聚落消失了，被各种楼盘和安置小区以及新建的仓库厂房所取代。与周边沧海桑田式的变化相比，川齿厂本身则变化缓慢，成为一个空间和时间的固定坐标。如果说在数十年前，川齿厂的厂房与院落如同城市嵌入农村的孤岛，那么今天，川齿厂则成为了时间的孤岛。黄乐全的论断主要针对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的广州，但事实上，作为内陆省会的成都在城市形态和演变的过程中，也基本类似，只是城市扩张的时间节点更晚。当城市狂飙猛进，房地产作为先锋把城市的边界拓展到以前的城乡接合部的时候，原来的孤岛则逐渐随着国企改制、破产等一系列变迁而逐渐沦为废墟，逐渐凋零、老化，或者被赋予新的用途。如同潘然在《废墟美国》中指出废墟中建筑物的未来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扔在原地无人问津地闲置，也就是最常见的废弃（abandoned）；第二类是拆除（demolish）；第三类是修复或翻新（restore or renovate），而第三类也常常包含另一小类：另作他用（repurpose）。”川齿厂的厂房，第二和第三种情形都有，并且因为不同的用途，而呈现出形态各异的面貌。

　　废墟是时间的飞地，那里的一切处在与外界不同的时间速率之中：衰败、腐烂、转化、新生。正如艺术史家巫鸿所言，许多当代废墟“在现场空置多年，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处于正常生活之外。‘时间’似乎在这些黑洞里消失了，它们的过去被销毁，它们的未来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谜”。

　　晴天的黄昏与午后，光线在建筑物与植物之间雕刻变幻的阴影，刚硬或者柔和的线条不断移动，四下静谧，偶有风拂过叶子的声响，营造出一种适合的氛围。我在前后两年之中的不同季节进入川齿厂的旧址，看到随着时间推移和季节变换，废墟本身也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有些是周期性的，有些则不是。周期性的变化与自然物候和废墟之中的农业生产有关，非周期性的变化则大多是新迁入的人群和机构对建成环境进行的改造，有时很微小，有时则较为剧烈，但与很多被纳入城市更新项目的工业遗址不同，自上而下的整体性规划和设计始终是不在场的。

　　从川齿厂的北门进入，首先是一条南北向的陈旧水泥路，左侧的厂房在2023年春天已经是物流仓库，但门框两侧仍有斑驳的旧日标语，提示这个建筑的建成年代。

　　继续向南前行，位于右手边也就是西南方向，可以看见整个川齿厂区的地标性建筑——建成于1991年的科技计量楼（事实上更多有办公楼和会议室的功能，详见后文）。在其前方，原本的绿化带已经被人种上农作物，春天是油菜，在收获油菜籽之后接着种植玉米。

　　我曾经在夏天玉米秧苗种植不久之后发现正在耕种的两名老年男女，2022年夏天的时候，他们将川齿厂院落之中所有未被硬化的土质地面开垦为农地。农业侵入了曾经属于工业的领地，在外部，城市已经在五百米外建立了高耸的桥头堡，而在工业废墟的内部，农村收复了失地，在曾经属于观赏植物的绿化带种植了玉米、油菜、蔬菜。我脑海中冒出“黍离麦秀”这个词，曾经在国有企业大院生活过的人们，看到眼前此种景象，唤起的情绪与旧时遗民当有相通之处。

　　高达六层的科技计量楼，外立面贴着九十年代初流行的长方形瓷砖，窗框则是当时颇为时髦的铝合金平推窗，配上茶色玻璃，在建成之日可算气派。

　　我在一个春末的黄昏进入楼中，有些场景凝固在遥远的过去，有些则因为后来的临时访客或者住民，在废墟中留下了新的痕迹和信息。

　　一、二楼的许多房间有人进入并长期居住，也许就是种植农作物的老年男女，因为在空旷的办公室中，堆放了收割之后的粮食，据称是“要去制作饲料喂鸡”的。

　　2023年4月，二楼办公室中堆放的粮食所制成的饲料，据说是要“用来喂鸡”，如同某种装置艺术。

　　新住户们比较乐于挑选低楼层两端采光较好的房间居住，二层以上的房间大多没有人居住，可以看到零散的属于川齿厂的遗存，包括家具和物件，它们停留在九十年代初。另外，高楼层未见到后来进入者长期居住的痕迹，但仍可见不少之前访客或者短暂居住过的人们留下的涂鸦和生活用品。我在四楼会议室的地上看到一本四川齿轮厂《炉排变速器维修手册》，这是工厂尚在运作时代的孑遗之物，封底上印着当年的厂址：四川成都市南郊；五位数字的电线；电传（今天已经不再使用的通信技术）：60170。

　　头盔：在空旷的办公室中央，有一个不知何人在何时留下的头盔，也许来自外卖骑手，应该是骑摩托车或者电动车时使用的，但现在被弃置于此。

　　办公楼四楼的会议室的一面墙上，闯入者题写了各种涂鸦。“随时静录古今事，尽日放怀无间——康有为”、“心若移动、情已欠费”、“松以静延年，竹因虚收益，丁丑年 王维海”、“一帆风顺——己丑年 王维”。古代和近代的文化名人，也许对于涂鸦者而言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资本”，尽管诗句和对联的作者都并非涂鸦者所标注的。他们或她们可能只是道听途说过这些名字，便随意将其标注在墙上。爱情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