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9日，国家文物局发布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中华大地上距今5800年—3800年被称为“古国时代”。其中，距今5800年—5200年前后为“古国时代”第一阶段，此阶段多个区域的社会分化日益明显，文明起源开始加速，东北地区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东南地区以凌家滩遗址为代表的凌家滩文化，成为这一阶段为数极少的重要文化。

　　凌家滩遗址是安徽最著名的史前遗址，位于含山县铜闸镇长岗村南的裕溪河后河北岸。距今5700多年前，先民们开始在凌家滩繁衍生息；距今5500年—5300年前后，这里一跃成为中华大地上最发达的玉石产业中心，在长三角史前玉石产业发展史上承前启后，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凌家滩的兴盛，既有地域和资源的客观优势，更源于自身文化积淀和创新意识。

　　传统文化之“传统”，是各具特点的思想、习俗、制度、技术、行为方式等因素世代相传，是历史继承和延续性的表现，《论语》中“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便表达出夏、商、周三代文化延续与变革的内涵。社会发展的延续性，一是表现为自身的承袭，需要对前期既有的因素有所继承，二是表现为更广泛的“接力”形式。

　　多年研究证明，凌家滩的发达有历史渊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距今6000年前后的江南宁镇地区和宜溧山地，马家浜文化晚期、北阴阳营文化的玉石制造业已逐步发展，尤其是南京北阴阳营文化已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制作技术和器物形态，如斜钻隧孔、带凹槽拼接、圆角花斑石钺等技术，玉璜和其他饰品的使用也逐渐增多，与此同时，在邻近的马鞍山市及巢湖东南部等地，已零星出现小型聚落，凌家滩经过200多年的发展，最终承袭了其工艺和器形。除此之外，同时期淮河中下游大汶口文化用龟习俗和背壶等特色陶器、太湖流域崧泽文化陶器工艺等，也较多地影响到凌家滩；甚至远在千里之外的红山文化诸多玉器形态，也与凌家滩玉器有难以解释的神秘关联。因此有学者认为存在远距离的“上层交流网”，实现远距离互鉴。

　　但仅有传承接力，守成有余而创新不足，也难以成就辉煌。凌家滩能最终脱颖而出，有根基的创新是关键。凌家滩先民在对原先玉石器制作进行改进的同时，创新了一批高端技术和产品。一是表现为基本技术运用得更为成熟和广泛。二是深化和创新了工艺。如齿纹的广泛应用、原始镂雕技艺等；钻孔作为当时的高端技术之一，在凌家滩更是达到了极高水准，能够通过变换直径不同的钻具，获得更深、更小的深孔来满足不同需要。三是独创了自身风格显著的多种玉器形态。刻图玉版、刻树纹三角形玉片等均前所未见；、龙、鹰等仿生动物和人形象虽然数量很少，但给人以全新的感受，并增添了神秘的气氛；打破正常轮廓流线的出廓风格成为凌家滩大胆尝试的独特因素，数量较多、外缘饰连续齿纹的玉璜成为它的典型标志物品，并沿着长江两岸向中游和下游远距离传播，对整个长江中、下游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凌家滩有大量用来制作玉石器的工具，如形态和质地多样的砺石、钻具等，凌家滩墓葬中还多次出现基本未加工的玉料、钻孔遗留下来的玉芯、制器残剩的边角料，并有少量未加工完成的石锛半成品，证明大多数玉器应是凌家滩本地生产的。在不远处一个年代略早的小聚落韦岗遗址中，也同样发现了较多制作工具，更加说明凌家滩玉石器制作的兴起，是有前期基础并具有产业广泛性的。

　　这些创新，虽然多数还没有达到成熟状态，在形态上各具特色，特别是少量礼仪重器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形制和制作规范，但却是一种充满了活力的探索和创造，表现出距今5000多年前长江下游在对玉石器旺盛追求的过程中，凌家滩以先进理念、高端技术、出色产品，引领了产业新风，开拓了新兴方向，为此后长江下游乃至东部地区玉石器制造走向巅峰，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个区域社会的发展，既需要环境、产业、技术的加持，还需要一定的社会网络结构，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协作能力，应对外界侵扰，这是社会复杂化的体现，也是社会进步、迈向文明的必由之路。考古学所见的社会复杂化，可以通过一系列物质现象判定，凌家滩在聚落布局和功能分区、祭祀和埋葬等多个方面，都可看出已走向了社会复杂化之路。

　　大规模钻探、发掘证实，凌家滩是以一条长岗地为轴线，在聚落内部有了较清晰的功能布局：从平面结构看，岗地两侧的平地上，为较为密集的日常生活场所，可以有效避开西侧来水冲击的岗地东侧则更为密集；岗地近河略高处，修建了面积3000多平方米、可能作为公共活动场所的大型红烧土基址，连带相关设施至少有五六千平方米；而岗地最高处，则设置石铺大型祭祀场所——可以集中实施某些重要祭祀行为的祭坛，随葬大量玉石器的高等级墓葬均埋葬在祭坛之上或周围。从纵向高程看，即低平地为日常生活区、略高处为公共活动区、最高处为祭祀埋葬区的三层梯级结构。在主要生活区外围，挖出了一条内环壕用以保护人们的生息场所，而将祭坛墓葬区隔离在外，但北部有通道可以进出并连通。后来随着聚落扩大，还在更外围挖了一条未完工的外壕，与内壕走向一致，并同样在北部留有通道，显示了内、外壕设计理念的一致性。可以看出，整个聚落在距今5500年前后已有清晰的规划，布局有序，大的功能区划分已较明确。从内、外双壕的土方量来看，保守估计约10万立方米，虽非短时间一次挖成，但也需一定的社会组织能力才能够实施。

　　独立的大型祭祀场所的出现，更是这一时代发生巨变的反映，体现了社会成员与天地、神祖的沟通不再是随意、无序的状态，而是需要通过固定的场所来完成，祭祀权的专属性或可能得到了巩固，从而产生凝聚力。《国语·楚语下》中“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绝地天通”应是远古秩序构建的映射。

　　凌家滩的高等级墓葬集中在一起，紧紧围绕祭祀场所，说明凝聚力的进一步增强，其中一部分还随葬了十分罕见的玉人、龙、鹰、龟和大量玉、石器，数量虽然不多，但形态奇特复杂，应是少数群体专有并服务于特殊目的的。从随葬品数量来看，最多者有300余件，为中国史前社会大量使用玉石器的最早案例；而少者仅数件，贫富差距巨大。玉、石钺随葬也具有较强的规律性，以玉璜、环为核心配置的成组礼仪用器，都表明相对规范的复杂礼仪制度也已形成。这些都共同体现出相对紧密的社会网络结构已然出现。但是葬品数量差异如此巨大的不同墓主，却能够同在一处，也反映出还没有形成完全的等级隔离，与稍晚时期良渚文化高等级墓地已单独埋葬的现象有所不同。

　　通过历时5年对凌家滩及其周边覆盖500平方公里、实地踏查约400平方公里的大规模区域系统调查，显示凌家滩所在的整个裕溪河上、中游，在距今5500年前仅有20个左右的面积几千至数万平方米的小聚落，彼此差距并不十分明显。但在距今5500年前后，凌家滩却从中崛起，一枝独秀，从不足10万平方米的一般大聚落，骤变成100多万平方米的超大型聚落，其他多数聚落却衰落或消失。聚落面积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人口规模相关的，凌家滩与周边聚落这种巨大差异，充分展现了聚落与人口的集中化过程。

　　上述现象足以说明，凌家滩及周边所构成的社会群体，已具有远古社会大转型的一系列因素，在同时代诸文化中走在了前列。

　　凌家滩这些具有创造力的杰作和社会形态，当有其深刻的物质和思想基础。在综合研究过程中，通过科技助力，开展了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土壤微形态分析、玉石器检测分析、陶器分析、稳定同位素分析等近乎全方位研究，更加深刻了解其发展历程和微观面貌，充实了凌家滩文化的内涵，从而能够将这些科技手段获得的信息通过人文思想分析、统领，整合出凌家滩的历史拼图。这张拼图显示，凌家滩当时的环境温暖湿润，周边水环境较多，物种丰富，虽然狩猎、采集仍占据一定地位，但家猪饲养已占肉食的绝对多数，水稻种植也已发展起来，手工业中运用高超技术加工玉石器成为当时重要的生产活动，而选择透闪石和阳起石类的玉料制器成为主流。

　　在环境更加适宜的前提下，距今5000多年前整个长江下游的农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尤其是稻作农业已日趋成熟——太湖流域崧泽文化的兴盛便是典型事例。稳定的农业定居社会与人口增多，促进了人们对有助于提高生产生活水平的产品需求、维护社会稳定的礼仪需求，甚至个人审美需求等，已有的考古成果也表明社会成员间的分层现象日益突出，原始宗教则成为维护社会内部关系的重要方式，因此，应对各种需求的高端产品不断出现。凌家滩正是在相对良好的生存条件和物质基础上，紧抓机遇，将玉石手工业制造推向了高峰，成为当时的杰出代表，在用料、工艺、器形方面都奠定了此后数千年中华用玉的主流方向。

　　伴随着社会稳定发展，社会分层逐渐加剧，礼仪制度的建立，社会网络结构的成形，凌家滩已具备了一定的文明要素，率先迈开走向文明的步伐。但是，凌家滩的用玉制度还未形成固定的规范，没有类似良渚文化玉琮那种在大范围内被认可并使用的“权力（权威）重器”，特殊礼器还有较强的“神权”属性，社会层级划分还不太复杂，能够有效维护一个共同体的地缘体系也尚未建立，又呈现出与地缘国家不同的特征。因此，凌家滩正是迈向文明、走向国家治理的最初阶段，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是古国时代的文明先锋。

　　在距今5300年前后，太湖流域的良渚早期文化和大别山南麓的薛家岗晚期文化，接过凌家滩的接力棒，进一步发展了长江下游的玉石制造传统，良渚文化更是将中国史前时期玉石器制造推向了巅峰，与其他各地、各时期文化共铸了中华延绵不断的万年用玉史。凌家滩在其中的承前启后、创新发展的意义十分突出，可以说中华文明悠久历史中的若干重要内涵，在凌家滩已有体现：一方面，“尊玉”观念在凌家滩有了极大发展，初步固化了以玉为核心的礼制体系，成为当时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部分玉器形制、组佩使用方式、复杂葬仪等所蕴藏的人文内涵已十分丰富，甚至成为商周时期用玉制度的遥远渊源。

　　凌家滩作为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节点，其价值在上古历史中有充分体现，在现代社会中，作为遗产的凌家滩遗址和凌家滩文化，同样也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指出，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遗址等，作为人类历史的见证，是需要加以保护的。凌家滩的玉石器制造、具有明确规划的聚落营建等内容，都是人类创造力的杰作，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因而需要加以保护和研究。

　　因为凌家滩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对凌家滩考古有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紧紧围绕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这一重要目标，更深入、更地了解凌家滩的物质面貌，着力探索凌家滩发展的内在机制及其兴衰原因，比较它与其他各区域的文明演进道路等重大问题，为研究中华文明的形成提供更充实的材料和认识。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不仅要有一个统筹规划、合理设计的发掘和研究方案，以田野考古为基础、多学科合力参与、形成集体攻关，拓宽和深化研究内涵，还需要大历史研究的视野，将凌家滩纳入到上古史研究范畴中。深入挖掘其历史价值，彰显其人文价值，让遗产为当今社会和公众服务，也是凌家滩下一阶段的另一重要目标。

　　不鉴往无以知未来。凌家滩的重要性，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在考古和历史研究之外，它的重要内涵更需要展示给世人。目前“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和“考古中国”正在大力开展，寻找中华文明根源，梳理历史发展脉络，构建科学的上古历史，展现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之魂，成为这一古工作者和文化传播者的重任。2022年，国家提出了“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这也是针对遗址活化利用的重要指导方针。凌家滩目前已初步建成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遗址公园建设，一个环境美好、内涵丰富、阐释科学的遗址公园，将为公众展示更多、更新、更精彩的研究成果。

　　“但开风气不为师”，历史上皖江文化常给世人自谦淡泊的印象。时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