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近日在我市周边县区调查生猪行情时发现，由于猪价高涨，饲料涨价，养猪所需资金投入越来越多，养殖户深感钱不够用，非常担心市场波动。在这个过程中，养猪的模式正在发生变化，高效益的规模养殖逐渐兴起。

　　刘吉平是井陉县微水村的村支书。他搞过果树种植，办过企业，2004年萌发了生猪规模养殖的念头。先后投入500多万元，通过近5年的发展建起了一座占地100多亩的种猪养殖场，现有美系大白、长白、台系杜洛克等品种的能繁母猪700多头，年可出栏种猪一万头左右。

　　刘吉平告诉记者，很多农户想通过养猪致富的念头十分强烈，但由于传统养殖观念，对种猪的升级换代并不重视。“养猪其实是个科技含量很高的活，并不像一般老百姓想的那样简单。”

　　说起生猪养殖来，老刘的话匣子再也关不上了，他为记者算了一笔账：“母猪品种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收入。就拿我们养殖场里纯种的美系大白来说，最多一窝能下仔猪21只，成活19只。一般一窝成活十三四头仔猪不成问题。可普通农户家中饲养的本地母猪一窝顶多产十来头仔猪，能成活七八头就不错了。等到生猪出栏时养殖一头本地母猪要比纯种母猪少收入上万元。纯种生猪不光成活率高，而且抗病性强、肥肉少瘦肉多、质量好。”

　　去年，能繁母猪养殖补贴政策的出台，激发了群众养猪的积极性。为了满足群众对仔猪的需求，刘吉平通过推广人工授精，加快了猪品种的改良步伐。可让老刘感到头疼的是，一些农户按照传统养殖习惯，观念保守，看不清优质品种猪的效益。“去年我有1000多头种猪，都养成肉猪卖，想推广品种改良难啊。”

　　“单单进行生猪品种升级换代还不够，要想靠养猪致富还得走规模养殖这条路。”刘吉平说起养猪的经验头头是道。在他的养猪场内分为生产区、育肥区、种猪测定区、商品猪测定区、种猪展示区等，一头猪养成要经历好几个猪圈。

　　刘吉平的养猪场里建有5个50立方米的沼气池，原料用的都是猪的粪便。用他的话说，“建了这些沼气池，生活照明、厨房用火都可以使用沼气，每年能省下不少钱。”老刘对记者说，规模养殖本身具有养殖标准化程度较高，能实现精细化管理、节约养殖成本、体现规模效益等诸多特点，这就促使养殖户选择向规模要效益之路，将来全省的养猪格局势必会重新洗牌。

　　“现在喂猪都要有钱，都要讲规模，没有钱喂不好猪。”灵寿县金塔养猪协会会长聂春山告诉记者，自去年猪价上涨以来，该协会规模养殖的比例已占到一半以上，比涨价前增加了不少。而协会内的散养户由于经济能力有限，防御猪病的能力有限，相当一部分已经不再养猪了。

　　猪价持续高位运行，让众多散养户徘徊在十字路口，他们一缺资金，二缺技术，三怕市场波动。然而，他们也渴望分享猪价上涨带来的利益。他们希望在一些养殖企业的带动下，通过生猪寄养的模式可以运作起来。

　　栾城农户王安富以前曾在湖南打过工，他说，湖南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生猪寄养模式。寄养户从养殖企业免费认养两个月大的小猪，养殖企业为寄养户免费提供饲养生猪所需的饲料、防疫药品等，并为寄养户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等到小猪可以出栏时企业支付给寄养户每头60至70元的工钱。尽管寄养的收益并不高，但在王安富看来寄养也有诸多好处。一是寄养不担风险；二是不费事，每天只喂两次食，打扫3次猪圈；三是在家打工，既顾了家，又不误农活。

　　那么，寄养模式在石家庄是否真的具有生命力呢？省农科院专家认为，寄养的好处在于利用农村闲散劳动力和闲置的场地，是一种值得发展的模式。但是，寄养模式是否长久，与农户的素质和农户是否诚信有很大关系。寄养实际是农民为企业打工，他们所挣的仅是工钱。而且，寄养对企业存在着较大的风险，需要具有一定的资金实力。

　　如果把寄养看作是规模养殖的一个“变种”，目前的养猪模式实际是规模养殖和农户散养两大类型。随着猪价持续高位运行，规模养殖户正日益增多，农村散养日渐减少。规模养殖是今后的发展趋势，它是否能取代农户散养呢？

　　省农科院专家认为，尽管规模养殖场在不断崛起，但它还未完全站立起来，其生产总量仍是有限的，其生产能力还无法与千家万户的散养抗衡。千家万户的散养模式既是我省传统的养殖模式又充分符合我国国情。农户散养生猪是农民必要的增收模式，为保护散养户的利益，我国出台了包括能繁母猪养殖补贴在内的一系列惠农政策。而农户想在生猪养殖上有所发展，就必须改变传统的养殖习惯，进行生猪品种的升级换代，饲养优质纯种母猪。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散养都不可能完全被规模养殖所取代，农户散养与规模养殖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