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发的质量事件、起伏的价格，以及隐现的疫情，都在不时提醒外界，中国生猪行业的散户标签至今未被抹去。

　　全产业链的优势不言而喻。上海爱森肉食品有限公司（下称“爱森”）楼玮称，除了公司销售的猪肉质量可控，全产业链的另一优势便是平衡各个环节的盈利情况。

　　在2001年成立之初，爱森便建立了集种猪繁育、规模养殖、饲料加工、屠宰冷链、运输销售为一体的肉类营销商业模式。

　　但有业内人士指出，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的全产业链模式，即便对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来说，仍是一项风险很高的投资，而目前中国生猪养殖行业中的主力仍是小散户，他们根本无力实现全产业链模式。

　　“对于养猪场来说，最关心、最重点的工作是防疫。”3月13日，在位于上海奉贤燎原农场的上海市种猪场种猪扩繁场，爱森旗下生猪养殖公司负责人兼上海市种猪场场长毕波对早报记者说。

　　上海市种猪场隶属于爱森旗下的生猪养殖公司，该场除了向爱森生猪养殖公司旗下的5个商品猪场提供种猪，上海市种猪场也对外销售种猪。

　　毕波直言，疫病永远是养殖户的敌人，“病菌也在不断变异，现在出现的一些以前没有碰到过的疫病。”毕波说，这与猪种、养殖环境、气候等众多因素相关，而随着农场养殖规模、密度提高，生猪死亡率比以前有所提高。

　　爱森旗下的单个商品猪场年出栏量都在万头以上，目前从小猪出生到成为商品猪出售，每年平均死亡率在10%左右。而据早报记者了解，全国平均水平在10%～20%之间。一般来说，小猪出生至出栏，需要5-6个月。

　　为了保证猪的成活率，1993年投入使用的上海市种猪场已经历多次硬件改造。对于免疫力最低的小猪，其所居住的保育室均配备冬暖夏凉的设施。2009年，上海市种猪场成立了动保中心，配备了两名专职的科班兽医。毕波强调，正因为是国营农场，才具备了这样的技术积累，而一般牧场很难做到，通常是养殖员兼职兽医。

　　在养殖场外部则执行隔离和彻底消毒。当天，毕波拒绝了早报记者进入养殖场内部采访的要求，他解释：“外面的人进去很容易带入病菌。”在该猪场工作的养殖员吃住都在猪场，一周只能出猪场一次。该场死亡的猪仔，由上海相关部门集中收集作无害化处理。

　　毕波说，生猪养殖其实是一个成本很高的产业，随着人工、土地租金、饲料等成本年年走高，养殖户的盈利挑战很大。

　　“我们每年生猪的更新率大概在35%左右，人员的更新率也达到了20%。”据毕波介绍，由于工作环境差、薪水不高，农场养殖员长期处于用工荒状态。

　　“在整个产业链中，单个环节规模越大，风险也越高。”长期关注生猪养殖行业的中粮粮油研究员郭会勇对早报记者说，尤其对养殖企业来说，由于近年来土地租金、人工、饲料成本逐年上升，养殖企业的利润越来越低，“以前单纯育肥一头猪，就可以赚一两百元，现在自繁小猪到出栏也只能赚一两百元。”

　　毕波坦言，猪价的起起伏伏使得养殖户常常跌入亏损的困境，“现在的收购价大概六块七一斤，我们成本要七块五，一头两百多斤的猪卖出去，大概要亏掉一百六十块。”

　　3月13日，国家发改委网站消息称，截至3月6日，国内猪粮比价跌至5.95：1，跌破6：1的全国平均盈亏平衡点，进入《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设定的蓝色预警区域，“部分养殖户出现明显亏损。”

　　“虽然养殖场单个公司目前是亏损的，但整个爱森公司现在仍是盈利的。”楼玮说。据介绍，除了10个自有牧场，爱森旗下还拥有一家年加工能力在70万头的屠宰加工场，以及700余家肉食品门店及，去年爱森的猪肉销量超过37万头。

　　“如果养殖环节亏损，那么对于加工和零售来说，其实成本也降低了；因此一个环节的亏损，并不影响公司的盈利状况。”楼玮这么解释。据称，2012年，爱森的销售额超过6亿元，近年来每年均保持了20%以上的净利增长水平。

　　“目前行业内实力较强的企业，只占据生猪养殖其中的一环，确实难以对质量有良好的监控，采取企业+农户的经营模式，企业往往只要结果，对生猪的饲养环节很少涉及。”中投顾问农林牧渔业研究员郑宇洁和郭会勇都认为，全产业链模式发展将会成为该行业的一种趋势。

　　郑宇洁认为，全产业链的模式对企业来说可以是一个较优的选择，但对企业资金、管理等方面也有较高要求，企业面临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

　　可见的是，即便是爱森，所销售的猪肉也并非全部来自其自有牧场，除了自有牧场提供的9万头生猪，其余的商品猪均来自爱森的46家签约基地牧场。

　　“自有牧场一方面投资额很大，另一方面所需要的大面积土地问题也很难解决。”楼玮透露，最近爱森准备在崇明再建一个猪场，但土地资源还需进一步协调。对于基地牧场，爱森会有一定的规模和标准要求，同时派遣驻场员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及验收，平时也会有“飞行抽检”（不定期检查）。

　　“在中国生猪这个行业，大多是养猪的不会卖肉、卖肉的不会养猪。”打造高端猪肉品牌的壹号土猪董事长陈生称，壹号土猪独特的营销，使得它在面市13个月后实现了盈利。

　　“有些企业可能在猪价大涨时大赚，但有些人可能还没等到大涨到来时就已亏光。就像现在一样，有些去年刚投产的养殖场，去年亏一年，今年亏一年，风险就很大。虽然别人在赚100%时，我们赚的是10%，但算是比较正常、稳健。”陈生如是谈及壹号土猪盈利的“稳定性”。

　　“一个企业可能养很多猪，但不一定卖很多；另外一方面，能卖的也不一定养很多，这是多种因素决定的。因为我们做了很长时间的快消品，对各个环节的把握等都有些感觉，对消费者、市场的理解，可能比大山里养猪的农民兄弟理解得深透一点。和在市场里面混的人相比，我们对农民、农业的理解，又相对多一点。”陈生说。

　　据介绍，目前壹号土猪已有超过500家，并在今年初进入上海市场，一次开出12家，到3月底计划增至26家。壹号土猪还准备继续北上，不过越往前走，难度也越大。

　　“我们从深圳往珠海走，往上海走，在长江以南都不存在地域差异的问题，销售、养殖等并没有一个根本性差别。但再往北方走，还是有一些问题，北方猪种和南方猪种有很大差别，我们直接从广州把猪拉过去，运输费用高得要命；不拉在那边养，养出来的猪可能跟我们这边的又不一样，饲料什么的可能又得重新弄，存在这种风险性。”陈生直言，就壹号土猪来说，扩张的步伐注定不会那么快。除了养殖成本高，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土猪目前仍难以大规模替代洋猪。

　　采用全产业链模式的壹号土猪的发展速度并不算快，25万头的年出栏量与国内猪肉养殖巨头温氏的800万头相比，相差甚远。

　　瑞银在最新发布的相关报告中称，回顾2000年以来猪价波动历史，市的特点是：3-4年周期运行；年内价格低谷基本出现在；持续上升的养殖成本推高周期均价，规模化养殖正在积累，尚未质变；疫病和对疫病的预期，成为猪价最大扰动项。

　　瑞银认为，市的“长期均衡”依赖两个因素：一是需求增长趋于稳定可预测；二是供给主体集中化，即形成众多年产千万头大型养殖场。

　　但在目前的肉产业中，不要说已实施全产业链模式的企业寥寥无几，即便是形成规模的大型养殖场占比也很低。“如果以3000头为标准的话，达到这一规模的养殖场比例不超过20%。”郭会勇说。

　　大量的小散猪农决策受需求变化、成本波动、疫病、生产滞后等多种因素干扰，在决定是否“养”时，并不能明确“卖”时的供求，同时又没有足够规模和资金平滑生产穿越周期，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农难以逆周期养殖。

　　不过，在郭会勇看来，单纯扩大养殖规模也不能化解价格波动或疫情问题，“价格波动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养殖规模化后虽然可以避免出现目前散户快进快出造成的养殖量波动，但生猪的出栏时间和消费需求旺季出现的时间并不能完全吻合，这就决定了价格波动的先天存在。”

　　郭会勇认为，规模化之后可能会使得价格调整的周期更长。而对于防疫来说，由于规模化使得养殖密度加大，本身并不利于疫情的防治。

　　“目前发改委所发布的有关生猪行业预警，都是事后的，而且是业外的。”郭会勇说，虽然目前市场上有不少统计数据，但难言准确，相关部门或组织应该用即时、准确的数据发布事前预警，指引养殖户进行存栏调整。